2022年11月24日，哈佛大学英文系教授尼古拉斯·沃特森（Nicholas Watson）应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邀请，为北大师生在线上进行了题为“欧洲中世纪到现代的语言政治与俗语的概念”（European Language Politics and the Concept of the Vernacular: Medieval to Modern）的专题讲座。本讲座由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主办，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助理教授倪云主持、评议。

　　主讲人尼古拉斯·沃特森教授现任哈佛大学英文系Henry B. and Anne M. Cabot教授，哈佛大学中世纪研究委员会主席，并于2016年获得美国中世纪学会最高荣誉会员头衔。沃特森教授研究方向为英国中世纪文学与俗语神学，他撰写并编著了多部作品，其中代表作有《理查·罗尔与权威的创建》（Richard Rolle and the Invention of Authority）、校勘注释本《诺里奇的朱利安作品全集》（Writings of Julian of Norwich: A Vision Showed to a Devout Woman and A Revelation of Love）、《俗语的概念：中古英语文学理论选集,1280-1520》（The Idea of the Vernacular: An Anthology of Middle English Literary Theory, 1280-1520）和《粗鄙之语：中古与后中古时期的俗语传统》（The Vulgar Tongue: Medieval and Postmedieval Vernacularity）等。

　　本次讲座中，尼古拉斯·沃特森教授围绕其于2022年出版的最新专著《巴兰之驴：英国新教改革之前的俗语神学(卷一：理论框架、论点和1250年之前的英语)》（Balaam’s Ass: Vernacular Theology Before the English Reformation, Volume 1: Frameworks, Arguments, English to 1250），阐述了欧洲中世纪俗语兴起和发展脉络，并结合欧洲中世纪到十九世纪的语言政策，讨论了语言的等级划分和民族语言与民族国家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强调了欧洲中世纪和现代语言政治之间的连续性。

　　讲座伊始，沃特森教授以讲座海报上的《爱德温诗篇》（Eadwine Psalter）手抄本图片为例，说明其中拉丁文、古英语和盎格鲁-诺曼语（在诺曼征服英格兰之后，在英格兰等不列颠群岛地区使用的古法语）三种语言之间的关系。手抄本中拉丁语用于书写《诗篇》原文，并用于经义注疏，而古英语和盎格鲁-诺曼语则用作行间词汇注释。由此可见，在中世纪晚期书写传统中，拉丁文占主导地位，其它语言则为辅助之用。

　　

沃特森教授讲座开场

　　

　　随后，沃特森教授从词源学和中世纪词汇使用的角度，概述了俗语（the vernacular）这一概念的起源和发展，以及它和粗鄙之语（vulgar tongue）、母语（mother tongue）和通用语言（common tongue）等概念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沃特森教授指出，相较于其它概念，俗语（the vernacular）更强调其相对于占主导地位的强势语言地位较低，可从以下三方面描述这种纵向关系。

　　权威和标准化。所谓占主导地位的强势语言，主要指该语言在某个特定的文化体系中代表权威、文化与教养，并由政治和文化权威自上而下进行标准化，规范该语言的使用。比如中世纪的拉丁文在宗教中是可用于书写《圣经》和神学文献的神圣语言，在政治中是可用于书写行政和法律文书的官方语言，在学术中是可用于书写学术文献的学术语言，并由教会和宫廷对其使用进行规范和统一。而中世纪的民族语言，如英语、法语、德语等，则被称为俗语，缺乏权威性，且俗语之间互不相通。

　　书写。权威语言除口语之外，具有完整、统一的书面语，而俗语则往往局限于口语，某段时期内传世的书面文献与权威语言相比较少，且使用俗语进行书写时，需要特别说明。

　　语法。权威语言一般具有标准化语法，由使用者通过长期、系统的学习后天习得，而俗语则往往作为第一语言自然习得，无需通过学习语法掌握。

　　

　　在厘清了“俗语”这一概念之后，沃特森教授强调，作为“俗语”对立面的权威语言，希望展现的是其亘古不变、统一、无误的特质，但我们不应忽视，权威语言的地位和标准化形态也是人为建构的产物，例如中世纪拉丁语地位的提升，便是得益于加洛林帝国（Carolingian Empire，公元800–888年）的语言政策。加洛林帝国将拉丁语作为唯一的行政、学术、公共礼拜语言，并将使用统一的拉丁语作为基本国策广泛推行。沃特森教授以查理曼大帝的《劝学信笺》（Epistola de litteris colendis）为例，文中强调“正确地言说”（recte loquendo）和“正确地生活”（recte vivendo）相辅相成，敦促政教精英提高拉丁语素养。然而统一语言并非易事，八世纪到九世纪的拉丁语具有多种方言形态，拉丁语口语与书面语也有较大差异，为使其标准化，加洛林帝国的语言政策制定者参照古典拉丁语，为每个字母赋予标准化发音，使拉丁语成为音形一一对应的官方语言。在加洛林帝国语言政策影响下，拉丁语逐渐成为通行欧洲的权威语言，而加洛林帝国的语言政策也成为后世典范。

 

沃特森教授讲解查理曼大帝治下的加洛林帝国版图

　　

　　值得注意的是，拉丁语的权威地位并未完全限制中世纪俗语的使用，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推动的俗语的兴起。比如牧师必须精通多门语言，将拉丁语翻译成当地牧区通用的民族语言，在平信徒参与的布道、祷告、圣徒崇拜中使用俗语。直至十三世纪，欧洲俗语虽有意抬高自身地位，但并不挑战拉丁语的权威，其自我正名也以拉丁语为参照系，可归纳为以下三种模式。

　　例外。一些俗语认为本民族语言与众不同，比如在古爱尔兰语的起源神话中，古爱尔兰语始创于巴别塔损毁之初，语言的质量与拉丁语不相上下，虽非神圣语言，却能在不同的领域，如世俗法律和诗歌中，发挥同等作用。

　　模仿。一些俗语极力模仿拉丁语，成为它的后继者，比如古英语在阿尔弗雷德大帝的推广下，被用于翻译拉丁语学术和宗教文献，并成为阿尔弗雷德大帝治理区域的半官方语言。阿尔弗雷德在古英语版本的教宗格里高利一世的《教牧法规》译序中特别说明，由于维京海盗入侵，文教式微，须由古英语作为拉丁语的替代语言教化民众。

　　分离。一些俗语在边缘地区写作，却逐渐在某些领域内取代拉丁语的地位，比如在不列颠群岛使用的安格鲁-诺曼语，逐渐代替拉丁语成为贵族的宫廷语言和行政语言，而拉丁语使用范围逐渐缩小，成为教会的语言。

　　以上三种为俗语正名的模式虽发端于中世纪，却在现代民族语言抬高自身地位时也屡见不鲜。

　　

　　十四世纪以来，随着民族语言地位上升，拉丁语和俗语逐渐呈现出竞争关系。十四世纪，以意大利诗人但丁为代表的文人学者强调拉丁语并非神圣语言，而是学术语言，其人工痕迹较重，不似俗语忽然天成。十六世纪新教改革时期，俗语和俗语《圣经》翻译成为反对天主教会的利器。十九世纪随着民族国家兴起，民族语言与国土和国家身份认同的关系逐渐密切，成为民族国家独立和全球扩张的意识形态依据，并有专业的语文学家为之正名。不幸的是，极端的民族主义最终演变成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而对民族语言的狂热最终在反法西斯和反帝国的浪潮中消散。

　　

　　最后，沃特森教授强调我们不应将权威语言和俗语视为对立关系，更不能片面地将欧洲语言史理解为俗语“崛起”并取代拉丁语的过程，而是应该将二者视为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共生关系。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名著《想象的共同体》在分析民族主义时，认为民族语言是民族国家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拉丁语作为欧洲的通用权威语言阻碍了这一进程。然而，纵观欧洲中世纪到现代的语言史，我们会发现作为俗语的民族语言虽然在特定历史时期在话语权上处于劣势，但它和拉丁语之间绝非简单的臣服或敌对关系：欧洲中世纪拉丁语的权威化和标准化促进了民族语言的发展与演变，民族语言的兴起重新定义了拉丁语的使用范围和地位。在二十世纪，当民族语言成为极端民族主义的工具时，以恩斯特·罗伯特·库蒂斯(Ernst Robert Curtius) 为代表的学者又重新强调拉丁语作为超民族、跨国界的欧洲语言的价值。

　　

　　在讨论环节，主持人倪云总结了讲座内容，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高峰枫、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爱尔兰语中心助理教授张放、南京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樊淑英、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2017级校友严牧心同学等与会人员也和沃特森教授就具体问题展开了讨论。

　　

图文/倪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