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5日晚，北京大学“东方大文学”系列讲座第十四讲“印度宗教研究漫谈”在线上成功举办。本次讲座由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主办，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亚学系承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李建欣主讲，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陈明教授主持，北京大学哲学系王颂教授担任评议人。

　　讲座之初，李建欣研究员明确了本场讲座的几个基本概念。李老师首先将印度宗教置于世界宗教、世界文明和东方文明与文化的框架中，指出在世界文明与文化体系中，中国、西方和印度是其基本组成部分；而在东方或亚洲文明、文化框架中，印度宗教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次，将印度宗教放在中印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上，梳理了自古以来我国对印度宗教及文化的接受与认识，并指出现阶段在我国印度学尚属相对弱势，而印度宗教研究尤其是佛教以外的印度宗教研究也没有得到充分重视，长期以来对印度的了解比较有限，产生了一些误解。李老师同样也强调，我国此前对印度宗教的研究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梁漱溟、汤用彤、金克木、徐梵澄、巫白慧和黄心川等前辈学者在印度宗教研究方面积累了丰硕成果，为后来学者进一步研究和认识印度宗教打下了基础。

　　

主讲人 李建欣研究员

 

　　在讲述印度宗教概况之前，李老师先对印度宗教产生与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进行了介绍。李老师指出，古代印度有两种文化，分别是世俗文化与出世文化。世俗文化的哲学代表是顺世派，其哲学思想要点认为人的精神由四种物质原素（地、水、火、风）集合成身体而产生，不能脱离身体而存在，死即“解脱”，没有灵魂上升天堂，享乐只有凭借身体，不必祭祀祖先的灵魂，不必寻求“解脱”的幸福。出世文化则可根据修行方法与目的分为“婆罗门”文化和“沙门”文化：前者祭神祝祷，以求升天；后者修苦行、善行，以求“解脱”。根据是否有经济基础或相对固定的修行场所，出世文化也可分为寺院文化与游方文化：前者养了大量的知识分子从事著述，大多深奥难懂；后者则游行教化，靠民间养活，多从事口头创作，为了宣传和便于记忆，其创作大都较为浅显。古代印度社会的种姓制度和婆罗门教提出的教徒修行及生活经历的四行期也是印度宗教产生与发展的土壤。

　　接下来，李老师概述了印度宗教发展史。汤用彤先生《印度哲学史略•绪论》将印度宗教发展划分为印度教化的第一时期、第二时期、全盛时代、最近时期与新纪元这四个时期，前三者即现今所谓吠陀教时期、婆罗门教时期和印度教时期。李老师引用前辈学者的研究著述，对印度宗教史进行了分期概述，并对密教及印度近现代宗教（伊斯兰教、锡克教等）的发展历程、思想特点和实践特征进行了介绍。

　　在对前人研究的辨证分析基础上，李老师重点梳理了从吠陀教、婆罗门教再到印度教的变革发展及各个历史时期的特点。吠陀教约形成于公元前1500年，其主要特点是多神崇拜，神灵分为天、空、地三界。公元前10世纪左右，吠陀教革新为婆罗门教，其信仰特征为多神中的主神崇拜，以梵天、毗湿奴和湿婆三大神为主，代表宇宙创造、维护和毁灭的三大力量，并确立了“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和“婆罗门至上”三大纲领，信奉经典除四部吠陀本集外，还有包含梵书、森林书、奥义书、经书和吠陀支在内的广义吠陀；此时种姓制度也已形成。公元8世纪商羯罗大师进一步吸收佛教、耆那教和民间信仰的教义和特征，将婆罗门教改革为印度教，做出了如下革新：其一是印度教的种姓制度从四种姓逐渐扩大产生了许多亚种姓，种姓间的界限随着社会发展逐渐缩小；其二是多神中的主神崇拜在理论基础上实为一神崇拜，“梵”成为宇宙万物的质料因、动力因、形相因和目的因；其三是苦行主义和纵欲主义并存，形成了毗湿奴派、湿婆派和性力派三大教派和各派下的不同支派；其四是10世纪后多次改革运动推动了印度教的发展变革，其中以中世纪的虔诚派运动影响最大。

　　随后，李老师结合前辈学者的论述，将印度宗教的共同主题概括为解脱、轮回与业报。解脱即“解除束缚”，印度教徒以法、利、欲和解脱为人生四大目的，其中又以解脱一切现世束缚为最后和根本的目的。印度各哲学、宗教派别之间存在很深的差异和矛盾，但在追求解脱方面却有着深刻的一致性。“轮回”是一种生死循环的观念，具备两个特殊的内涵，其一是意识即承受轮回的主体，其二则是转生即意识再投生这一过程；轮回即生物体死后其意识或灵魂离开原有躯壳前去寻找另一新生物体托胎转生。由于受生前所做的业，灵魂有的上升天堂、变为具有神性的生物，有的重回人间或别的什么地方而变成非神性的生物。“业报”观念则认为，一切人的行为（即“业”）必然产生种种果报，果报的善恶大小都依所造的业而定。人的一切行为必有报应，如能使所行没有果报，便可在死时得到超脱。

　　在讲座的最后，李老师回顾了印度宗教在中国传播的悠久历史和产生的影响，对中印文化交流尤其是在宗教哲学与思想上交流互鉴进行了梳理和展望。作为东方两大文明古国，中国和印度有着许多的相似之处；东方思想强调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印度的修行文化同中国的“知行合一”思想都不约而同地反映了这一点。但除此之外，两国文化还存在很多不同之处。这就要求我们求真务实、认真细致地对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这两大文化体系的异同之处进行辩证分析。李老师以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的发展演变为例，指出在佛教传入之后，中国文化对其进行了有选择的辩证采纳和主动创造，说明文化交流中外来的思想哲学只有切近中国民族性的部分才会被吸收。这提示我们在探究世界不同民族文化文明体系时，不仅要求同，更要重视不同之处。李老师强调，对于印度这一宗教博物馆，我们现有的研究尚存很大的发展空间和探究价值，今后也有必要对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宗教关系进行更深入的研讨。对印度宗教尤其是佛教之外的印度宗教和哲学的研究，不仅能够推动中印文化未来的交流、促进东方文化和亚洲文化的繁荣发展，也能够为世界文化与文明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评议人王颂教授认为，本场讲座宏观地、全面地、概括地介绍了印度宗教的历史特色和我国对印度宗教研究的特点，梳理了我国对印度宗教研究的历史，展现了我国对印度研究的发展过程，总结了印度宗教研究的重要性，也提出了很多迫切的期待。王老师回顾了近现代中国对印度宗教与文化的研究，进一步指出，近代以来面对不断发展变化的世界格局，我国知识分子以印度为鉴观照自身文化。印度文明具备根源性和韧性，能够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印度宗教是印度文明的特色，印度文明之于人类文明的历史和未来有着重要意义，必须重视其价值。正如李老师所说，世界三大文明存在差异，不能笼统地一概而论，只有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交流互鉴，才能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

　　

评议人 王颂教授

 

　　陈明老师对讲座和评议内容做了进一步补充。他指出，印度文明古老而灿烂，对于这一邻邦古国，必须做到知己知彼，深入了解；研究印度宗教是了解印度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这也是李老师此次讲座的重要背景。除了佛教之外，印度宗教文化研究尚有广阔的领域期待学者投入其中。陈老师认为，文化交流具有双向性，通过对印度教、婆罗门教、耆那教等印度其他宗教的研究，可以对研究印度佛教乃至中印文化交流提供更丰富的可能性。要把印度宗教研究放到更大的视角下，放到印度社会、文化和历史的语境中，对印度进行全方位的深入了解，结合前辈学者的成果从多角度辨证地进行研究分析。

　　

主持人 陈明教授

 

　　在随后的提问环节中，与会师生就印度宗教研究的文献选择、印度宗教发展不同时期的文字经典及中国传世史籍中的印度宗教文化交流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三位老师就观众提问做了进一步补充和回答。本次讲座圆满结束。

　　

部分与会师生

　　

　　

图文 姜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