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22日至23日，“跨越边际的古代东方医学：对话与互动”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新楼501会议室举行。此次会议由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亚学系和北京大学人文学部主办。会议由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外国语学院南亚学系主任陈明教授主持，来自海内外的4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另有近50位医学史研究者或爱好者旁听了本次会议。

会议合影

22日上午会议开幕，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李淑静老师致辞。李书记表示这次学术研讨会是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也是外国语学院再一次举办的带有跨学科特色的会议。相信来自多元学术背景的与会学者们对医学史的探讨，会丰富人们对“一带一路”古代文化交流的认知。李书记认为会议主题契合外国语学院积极开展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发展趋势，她充分肯定了此次学术论坛的意义。

李淑静书记致辞

此次会议的主题为“跨越边际的古代东方医学：对话与互动”，旨在探讨医学文明在古代东方的传播和互动，涉及古代东方医学文明在一带一路的相互交流、选择、接受和传承；近代医学文化在欧亚的跨边际流动；古代东方医学的跨学科流动与古代医学理论的现代阐释。根据发言主题，会议分为八个小组。在第一组“民族•周边•域外”的讨论中，香港大学人文社会研究所所长梁其姿教授探讨了东亚前近代的“南方医药”观，以越南医学为例讨论从异域想象到地域意识的形成过程；内蒙古医科大学的包哈申教授分析了蒙医药古籍《美丽目饰》的特点及学术价值；北京藏医院的刘英华副研究员考证了西藏蚌巴奇本古藏文医书所载的阿输吠陀医方。

第二组“波斯•中医•交流”的主题涉及伊斯兰医学和中医学的交流，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Natalie Köhle博士以“痰”的论述为例，讨论了伊斯兰文明对元代中医药的影响；德国柏林马普科学史研究所的Dror Weil博士探讨了明清时期的伊斯兰汉籍中的自然哲学、身体观等阿拉伯波斯医学知识所带来的影响；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时光老师考证了伊尔汗王朝宰相拉施特的《迹象与生命》一书中所载的中国药用植物及其相关知识的来源。
    第三组“西域•药方•受容”的几篇报告指向西域地区甚至更遥远的北非，伦敦大学的Ronit Yoeli-Tlalim博士主要利用敦煌、吐蕃、南亚以及埃及的出土及传世文献，综合考察了诃梨勒被形塑为万能药物的历程；北京大学的陈明教授分析了阿魏的历代译名、词义流变及其所体现的知识传递过程；上海中医药大学的王兴伊教授从两件楼兰医学文书解读了中印医学的传播；南京中医药大学的沈澍农教授从宏观上探讨了古代中医对“西域医药”的受容姿态。

第四组“药物•效用•源流”的发言主要针对具体的药材与跨边际的交流进行考证，香港浸会大学的赵中振教授以赴印度的田野调研经历，揭示了猴枣实际为印度山羊盲肠内的结石。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的李贞德研究员分析了朝鲜《李朝实录》中的当归史料，解读了常见中药的不同寻常的文化交融之旅；福建师范大学的林日杖副教授分析了明清以来志书中的大黄，并对自己20多年研究大黄的学术经历进行了反思；浸会大学的罗婉娴博士以南方“居行必备”的“李众胜堂保济丸”为例，解析了旅游中成药品的打造历程。 

会议场景

第五组报告“中医•东亚•影响”由来自京都大学的武田时昌教授首先发言，他报告的题目是《中世纪的中国科技文化对日本社会的影响》，提供了大量的日文文本及其图像资料，内容丰富，剖析深入；中国中医科学院的郑金生研究员主要以中日医学的关系为例，探讨了外来医学与本土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肖永芝研究员以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的《存真环中图》为线索，追溯了宋代解剖学及经脉学说在中日两国的传承；京都大学的博士生刘青发表了《<医方类聚>引<活人心>内容初探》。

第六组“知识•观念•变革”从知识史和观念史的角度切入，南开大学的余新忠教授对在跨学科视野下如何进行中医知识史研究发表了高屋建瓴的看法；浙江中医药大学的郑洪教授谈到了南洋中医方土观中的传统与革新问题；山东中医药大学的张树剑教授从发生在美国的一场诉讼入手探讨了关于针灸的概念、理论内涵的变革等相关问题。

第七组是“西洋•本草•药图”，复旦大学高晞教授主要讨论了十六至十七世纪欧洲科学家视野下的中国医学，揭示了欧洲学者对中医知识的认知甚至误读的情形；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的张哲嘉副研究员以《格体全录》的满文译本为例，展示了康熙皇帝的医学健康教育是如何被建构的过程；成都中医药大学的王家葵教授重点分析了北宋《本草图经》中所标注的“广州”产植物药图，对这些药图与实际药物形态进行了比较；此外，王兴伊教授代为宣读了上海中医药大学袁开惠博士有关老官山出土医简《六十病方》中的三例药酒方的考证文章。

第八组的关键词是“文献•医疗•宗教”，香港城市大学的范家伟副教授考证了元代官修医书，特别是医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台湾政治大学的陈秀芬副教授主要讨论了明代巫者医疗及其社会效应，揭示巫医社会生存的多种策略；云南民族大学的容志毅教授则强调以科学实验在文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以民间巫蛊毒药研究为例说明“四重证据法”的建构及其意义；上海中医药大学的张如青教授考释了古代二首碑刻的医方的来源。

此外，上海中医药大学张雪丹博士、华南师范大学李民博士分别提供了论文《清代武英殿露房及所其贮异域药物考》和《中医药在俄罗斯发展的特点及其未来启示》。日本茨城大学真柳诚教授、北京中医药大学梁永宣教授和梁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宋岘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汪前进教授、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王一丹教授、上海中医文献馆胡颖翀先生等学者，对全部论文进行了详细的评议，疑义相与析，使相关问题的讨论得以更加深入。

23日下午在会议闭幕阶段，香港大学的梁其姿教授、日本京都大学的武田时昌教授、史语所的李贞德研究员和伦敦大学的Ronit Yoeli-Tlalim博士分别进行了总结发言。梁其姿教授期待在医学史的“跨越”研究中，与社会学、人类学等相关研究者合作，迈出更新的步伐。武田时昌教授谈到，东方医学没有彻底衰落而是有复兴的趋势，因为传统医学有自我更新的能力。感谢这次会议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机会，让各位学者走出各自熟悉的小方向，通过互相交流切磋开拓了视野。武田教授认为古人的思想在今天依然有价值，所以我们作为当代的研究者，也对未来负有责任。李贞德研究员指出，在“跨越边际”的研究中，要进行多学科的交叉和大胆的尝试。Ronit Yoeli-Tlalim博士就医学史领域的“跨越”研究的建构，提出了新的看法。暮色降临，两天紧张、愉快的研讨会在肖永芝研究员悠扬婉转的《难忘今宵》的歌声中落下了帷幕。

（郑文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