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23日上午，北京大学“东方大文学”系列学术工作坊（五）——“现当代中印文化艺术交流与人员往来”，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新楼301会议室顺利召开。此次工作坊与同日上午举办的专题展览“‘和平之乡’的中印文化艺术交流——学者常任侠与画家常秀峰”相呼应，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对常任侠与常秀峰两位先生的生平及相关成果进行了细致的研讨。此外，与会学者也旁涉了近代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其他代表人物及事件，进一步丰富和拓宽了此次工作坊的研究内容。
       此次工作坊共分为三个专题，来自国内外各高校及研究机构的多位学者发表了精彩的演讲。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王丹教授首先向各位与会学者的到来表示了真挚的感谢，同时预祝了此次工作坊的圆满成功。

 
（王丹教授致辞）

       在第一场研讨中，中国艺术研究院王镛教授以《常秀峰——中印艺术交流的使者》为题，率先进行了汇报。王镛先生主要介绍了常秀峰在印度的求学及生活经历，常先生1947年前往印度国际大学艺术学院留学，师从印度著名艺术家南达拉尔•鲍斯。在印度，常秀峰接受了印度复兴派的艺术教学和艺术思想，受到鲍斯所主张的艺术作品三要素，即自然、传统与独创性的深刻影响。在印度时，常秀峰系统地学习了印度绘画技法，大量临摹印度传统绘画作品并融入自己的艺术创作中，使其形成了中印融合的绘画风格。从印度国际大学毕业后，常秀峰还相继在加尔各答、噶伦堡等地的华侨学校任教，传授中国工艺美术，其雕刻和书画都在当地闻名遐迩。王镛教授指出，常秀峰作为现代中印艺术交流史上的第一人，他个人的经历向我们充分的表明了，中国绘画艺术作为一个开放的体系，需要向其他文明吸收、借鉴。而只有不断开放和扩大我们的视野，才能汲取与融合世界文化艺术的精华，丰富与更新传统中国画的艺术语言，使中国绘画艺术更好地被世界人民所接受和喜爱。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李淞教授则以常秀峰先生的临摹作《风雨牧归人》为切入点，对其的绘画风格和特点进行赏析、总结。李淞教授指出，常先生的画作具有很强的写实精神，绘画的主题多为现实生活的题材，以普通群众的生活为主，糅合了中国、印度、波斯、日本，以及间接的欧洲风格。通过对常先生不同時期的画作进行比较，李淞教授认为，常秀峰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始终在探索一种合适的艺术语言。他既希望在创作中坚持自己作为中国艺术家的文化身份，同时又需要让印度人民更容易地接收自己的情感表达。在这两种力量的拉扯中，常秀峰不断调整自己的绘画风格，并最终形成了自己的绘画语言。
       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的陈明教授发表了《师觉月教授在北大与中国近代学术的因缘》的主题演讲，陈明教授通过对史料的细致梳理，还原了师觉月来华前后同中国学术界的交往，及其在北京大学任教时的相关情况。陈教授指出，师觉月教授同中国众多学者有着密切且友好的关系，他在华的工作对中国现代印度学乃至东方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是现代中印学术交流的典范。通过对师觉月的分析，陈明教授进而提出，我们也应该加强对同时期其他在华外籍学者的研究，以期更准确地把握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史。

（会议场景）

       在第二场研讨中，上海纽约大学沈丹森教授以及加尔各答大学Bhattacharya Amitava两位印度教授，从不同的视角为我们解读了中印文化的交流。沈丹森围绕“Contact Zones“（接触地带）的概念展开，为我们分析了在印度加尔各答、圣地尼克坦以及噶伦堡生活的中国人，及他们所产生的影响。中国人在当地不仅建立了聚集区，还建设了自己的学校、寺庙、会馆等一些列生活场所。他们带来了不同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等，同印度当地文化有着直接的接触。沈丹森教授利用丰富的图像材料，向我们展现了中印文化混合的饮食、生活状态等，生动地展现了文化交流所造成的影响。
       Bhattacharya Amitava教授关注20世纪早期中印艺术的相互影响。他提出，在20世纪除了常秀峰外，徐悲鸿、高建福等人也对中印文化的交流起到了推动作用。徐悲鸿在圣地尼克坦创作了其代表作之一《愚公移山》，这部画作的模特正是印度大学食堂里的厨师。高建福是岭南艺术学院的校长，为了了解印度艺术以及当时孟加拉地区的绘画形式，他前往印度并绘画了大量以印度传统文化为主题的作品，留下了宝贵的艺术交流印记。Amitava认为，20世纪早期的中印艺术交流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需要加强对其的关注，从而重新打开被遗忘的对话轨道。
       来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曹寅副教授以《陈景廉的归来：英属印度的中国逃兵与中国城，1942-46》为题，向我们介绍了中国远征军的故事。曹寅副教授主要依据英国和印度的相关档案，考察了40年代中国远征军在印度及周边地区的逃兵群体。通过梳理资料他发现，当时有8万左右的逃兵群体流窜在印度各地，英国与中国都对这些逃兵进行了控制和追捕，不过两国的意图和目的截然不同。对英国而言，他们担心中国逃兵在印度建立起“中国殖民地“，冲击自己的殖民统治。另一方面，中国则不希望事态扩大，影响雅尔塔体系后中国的国际形象。40年代末，随着印度的独立与中国内战的爆发，这场因远征军逃兵而导致的中印两国的较量又消弭于无形。曹寅教授通过陈景廉的小故事，生动地引发出不同国家背后的政治意图，十分生动有趣。
       上海纽约大学的延雨博士后着重分析了常秀峰的书法艺术，通过对常秀峰手稿的细致分析，延雨博士指出，常秀峰的书法作品字体密集却不杂乱，他擅长楷书，留下了大量的楷书作品，同时他的行书和草书也颇有建树。常秀峰长期研习了不同风格的书法传统，因而具有扎实的书法功底。除此之外，他也受到了20世纪兴起的美术字的影响。长期以来，大家对于常秀峰的关注都主要集中他的绘画作品上，故而他的书法没能得到充分的重视，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最后一场研讨中，安徽大学退休教授刘继潮先生发表了《传统绘画之体与异域写生之用的融合——常秀峰寻求中国化现代化路径的解读》的讲话，他指出，常先生尽管身处在恶劣的年代背景之中，但其个人接受艺术教育的小环境实际上是非常得天独厚的。在叔父常任侠的引荐下，他有机会师从众多大家。常先生之时，正是西方绘画理论引进中国的年代，写生训练与现实主义对中国绘画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可贵的是，常坚持用中国绘画中的“线“以及”无相之原“的理论，去表现印度的生活。而这一条路径，完全是中国传统写意绘画之体，与异域写生之用的融合。可以说，在常秀峰的绘画中充分表现了中国为体，异域为用的精神。
       策展人李原原向我们讲述了策展前后的诸多历程，在对常秀峰庞大资料的整理中，他发现常任侠与常秀峰之间大量的往来书信。通过对这部分书信的整理，他为叔侄二人间深厚的感情所折服。从书信内容来看，常任侠对常秀峰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除了在学习上对其加以指导之外，常秀峰每一阶段的重要选择都得到了常任侠毫无保留的帮助。可惜的是，目前发现的书信中，大部分是常任侠写给常秀峰的信件，而常秀峰的回信尚未得到发现和有效的整理。这些信件不仅记录了叔侄间的亲密关系，也同样反映了当时中印文化艺术交流的诸多情况，是非常珍贵的史料。
       最后一位汇报人乐恒博士，来自北京大学南亚系。她演讲的题目为《中印人文交流的践行者与传播者——1950年代背景大学东语系印度籍专家小考》，通过对档案、数据的整理，乐恒博士发现，1950年代的印度籍专家是当时北大外籍专家中人数最多的。她认为，这与当时中印两国间的友好关系，以及中国对印度语言人才的迫切需求有关。此外，她还对伯乐天、贾恩、苏德女士等印度教师进行了介绍，总结了他们对于北大以及中国印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所做出的贡献。她认为，这些教师在中国辛勤的工作，以及北京大学对他们的照顾和帮助，连接起了中印两国的友好情谊，这些印度专家正是中印友谊的践行者和传播者。汇报结束后，与会成员进行了圆桌会议，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了热烈充分的讨论，此次工作坊在愉快的氛围中落下了帷幕！ 
       2020年恰逢中印两国建交70周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到来之际，此次工作坊及专题展览的举办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始终致力于推进现当代中印文化关系研究，助力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在南亚地区的具体实施。在今后的日子里，北京大学“东方大文学”系列工作坊也将不断筹办高水平的学术活动，继续推动中印文化间的学术交流！

（文：王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