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燕啼：来自青年时期的“一封信”

2008年，毛明超参加了北大德语系的保送考试。面试时，有一道题让他印象深刻：

有一个人要走很远的路去朝圣，在朝圣的路上他本来是走三步退一步，但走到一半的时候，有一个智者告诉他这个方法是错的，他应该走三步退两步。那么在这个情景下，假设你是朝圣的人，你会如何选择？

毛明超脱口而出的答案是，既然都走了一半，有这么多积累了，怎么能够因为一个人的说法就动摇信心，半途而废呢？但话一出口，毛明超又立刻否定了自己的这种想法，向面试老师提出了应该“从头来过”的新答案，“如果真的有一种方式，或者说只有一种比较确定的方式能够完成目标，而这种方式并不是之前所做的工作，或者说之前所做的工作有所疏漏，那么就应该毫不犹豫地从头再来过。尤其是学术这样一项需要虔诚之心的工作。”

面试的结果，是毛明超保送北大，但这道题的答案，毛明超却在尝试着用之后的生活去诠释。他养成了每篇论文写两遍的习惯，有不满意之处，便定会推翻从头再来，他的博士论文写完前四章后觉得不满意，也是如此处理，“从头来过”，体现在毛明超身上，与其称之为选择，不如称之为精神，一种坚韧地穿梭在生活方方面面的，追求自我超越的精神。

毛明超与德语，从来都是双向奔赴。中学时期，在课堂上背下诗人里尔克的名作《豹》的毛明超，获得了老师的赠予——里尔克的《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要去爱这些‘问题的本身’，像是爱一间锁闭了的房屋，或是一本用别种文字写成的书。现在你不要去追求那些你还不能得到的答案，因为你还不能在生活里体验到它们”，里尔克文字的魅力在冯至先生的译笔下缓缓流淌，也更吸引着毛明超去靠近德语，靠近这个曾在无数诗人与哲人口中辗转的语言。

叩开德语系的大门，中学时期埋下的热爱愈加热烈。师生之间的分享，使得毛明超深度学习的渴望蓬勃生发。他会把感想写在豆瓣上，等待班主任胡蔚老师的回复，也会在老师的鼓励下，大胆闯进硕士课堂，和研究生们一起讨论《正义论》中的“无知之幕”。老师们陪伴了他在北大的四年，但老师的陪伴却又不止在北大。大三时在德国交换的毛明超，有所启发与思考，还是习惯提笔给谷裕老师写信，老师也会就他的思考给予建议或讨论。这种“幸福的对话”陪伴着远在异乡的毛明超，也描摹着他与北大的情感连接。

大二上学期的毛明超

大三期间毛明超前往柏林自由大学交流学习

毛明超在海德堡

2012年，毛明超从北大德语系本科毕业

初展翼：求学，在德国

本科毕业后，毛明超又一次去往德国。2012年-2018年，六年的时间，毛明超在德国完成了硕博的学习。与国内不同的授课风格，带给了他许多全新的体验，有三位老师，让他印象深刻。

第一位老师是柏林自由大学哲学系的威廉·施密特-比格曼教授（Wilhelm Schmidt-Biggemann），教授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毛明超是以旁听生的身份参与学习。有一次因为要读的书没有读完，心中忐忑，就没去上课。之后恰好在图书馆门口遇见了这位教授，毛明超就向老师诉说了学习的困难，表达了自己的歉疚，但老师非常直接地告诉他：“这是你的问题。”毛明超笑谈：“当你不能实现一件事，找人倾诉的时候，是想去找安慰、找认同的，但是这位哲学教授不会这样，他会直截了当地告诉你，问题在哪，你要自己解决。”

还有柏林自由大学德语文学系的汉斯-理查德·布里特纳赫教授（Hans-Richard Brittnacher），一位笑容可掬的老教授，导论课上深入浅出，总是能以大量的例证来吸引学生的兴趣；还有一位是他日后的博士导师、柏林洪堡大学的恩斯特·欧斯特康普教授（Ernst Osterkamp），研究方向是德国魏玛古典文学，他擅长从文本出发，纵览整个文学时代。在德国的课堂上，毛明超也是德国学生认识中国人的桥梁。“欧斯特康普教授很乐意提起我是中国人，并且鼓励我回答问题，向德国同学介绍德语文学中的修辞、格律和体裁等等，末了还加上一句：中国学生什么都知道。”在老师的鼓励下，毛明超越来越有自信和勇气去展现自己的能力，“在德语文学的领域胜过了德国的同学，最后不仅当了助教，还独立开设了一门本科生的戏剧研讨课。”

2017年毛明超在德国国王湖

在学习之外，毛明超还抓住一切机会了解德国的社会。在柏林自由大学时，毛明超作为国际学生协会的副主席，经常组织一些游学活动，也会每月选取一个时间点，与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们一起在酒吧圆桌聚会。在毛明超求学的六年间，德国社会经历了种种危机：2012年欧债危机、2015年难民危机、2016年柏林恐袭……在学生们的讨论中，时政话题越来越多。毛明超清晰地感知到，德国人的不安在迅速上升。一切照旧的生活状态之下，风雨欲来。德国的社会问题就像“房间中的大象”，不可能永远视而不见。

但最让毛明超印象深刻的，是德国对于文化的重视：年轻人只要花30欧买张“古典一卡通”（Classic Card）的年卡，就可以以10欧的价格买到音乐会的门票，8欧的价格买到歌剧的门票。柏林的夜晚会将毛明超的影子拖得很长，他经常在晚上六点去音乐厅或者歌剧院门口排队等着八点演出的余票，去听莫扎特、贝多芬和瓦格纳，然后深夜回家。柏林的博物馆岛距离洪堡大学只有五分钟的路程，毛明超也有那里的年票，时常在课后去参观，“这些对于知识的增长也许没有帮助，但是能带来很多的艺术熏陶”。

迎风起：与“席勒”，时空对话

大一下，第一次读到席勒作品的毛明超，饱受震撼。席勒在早期作品中所展现的冲击性和革命性，让戏剧的激情久久徘徊在他的心头。大二开学前的那个暑假，他偶然在豆瓣上发现有人正要出售《席勒全集》，就和卖家约好，坐公交车去了八一湖，拿到了这套心心念念的丛书。他迫不及待地开始阅读，越读越受震撼。那年冬天，他又和同学们一起排了《阴谋与爱情》。由此，席勒成为了他研习的中心。

书本是窥见文学的一扇窗。毛明超在柏林的导师欧斯特康普教授，经常会在课上展示几百年前的古书。在那一刻，“平行世界交汇了，故事主人公所处的年代、讲故事的年代、阅读故事的年代交汇了，文学不再仅是个人的情感体验，而是拥有了历史的维度，是‘跨越时空的对话’。”就这样，毛明超也爱上了收藏百年前的古书，陆续购入了多部席勒作品的初版和全集。在书页的翻飞中，触摸文学的传承，体悟其跨时代的魅力。文学如何拨动心弦？又如何在时间之中超越时间？毛明超沉浸在这些问题之中，书就是他探索的窗口。拿起古书那一刻的悸动，书中情节在脑海里的强势再现，都在彰显着文学跨越时空对话的可能性。

毛明超收藏的古书

随着对席勒作品的阅读增多，席勒的多样性也缓缓展开在毛明超面前。“席勒始终坚持人是向善的，政治制度的完善要以人的完善为基础，尽管在他这一代可能完成不了变革。但他所能做的事情就是向这个目标不断地推进，不局限于现实的落差，用自己的思考把时代往前推。”谈起席勒，毛明超总有说不完的话，但他最喜欢的还是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以及其中对理性和感性的思考。“在席勒看来，理性本身并不能完全解决人的问题，用一种祛魅的方式看世界，一切都会变得功利化。”而只有在艺术审美的游戏中，人才能既体验到理性又富有情感，并由此成为完整的人。这意味着文学的价值：在启迪心智的同时陶冶情操。正因如此，毛明超希望在教学中能够鼓励学生对“美”的信念，“文学（艺术）可能是‘无用’的，但绝对不是‘无影响’的，它能够在审美体验中保留住人对理想世界的向往。就解决当下的实践问题而言，文学的功用是很小（甚至可以说趋近于零），但这并不意味着应当将文学排斥在技能培养的体系之外。文学（包括广义的文化）是一种浸润，无声地塑造着心性，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可能正是这种潜移默化的作用，能够让人在必要的妥协之外，留住不会磨灭的初心。”

《席勒传》毛明超译

毛明超，也在初心的引导下，重回北大。

燕归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

科研工作并不是“事少钱多离家近”的行业，是需要“用爱发电”的，但初心指引着毛明超做出了回到北大的决定，家人也给予了他很大的理解与支持。在北大，有故友，也有新交：“同事们大多是青年学者，思想活跃，想法颇多，富有行动力，大家可以一起做很多事情。”毛明超享受在讲台上的滔滔不绝，也珍惜学生提问时眼中的求知光芒，“得天下英才而育之，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

在毛明超看来，北大在学术研究上有两个得天独厚的条件：一是不那么细致的学科区分，相比于德国学术的高度细分与专业化，在北大可以不必“一条道走到黑”，更有助于打通文史哲的壁垒，进行全方位跨学科多视角的综合性研究；二是北大作为中国人文社科最强的综合性大学，拥有最好的学生、最好的师资、和国外顶尖的研究人才有着最紧密的联系，作为学术组织者，他可以秉持“经世致用”的理想，顺着 “中国立场”，用语言专长发挥实践作用，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向中国介绍世界，将中国引向世界，在北大生发出最吸引人的思想交汇和碰撞。

研究需要广泛的视角，不同文化之间的思想交汇和碰撞，是文学研究的魅力之一，也是文学研究的价值所在。同时，在毛明超看来，社会的变动，本身就是多重因素综合，既有经济因素的决定，也有文化的影响。文化积淀会在潜意识里决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处事方式，而文学则是塑造与传承一个民族文化的不二媒介。因此，毛明超在回到北大后，也着手从这一角度去重新审视学生时代在德国的经历，“希望能以更广泛的视角将文学纳入广义的区域与国别研究中去。”他加入了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协助组织北大与柏林自由大学、柏林洪堡大学等德国一流高校在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交流；他发挥语言优势，在德国、奥地利两国驻华大使到访北大时，成功完成了翻译的工作。此外，他还时刻关注着德国社会与政治的发展和变化，在CGTN、德国印象等中德媒体上积极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在他看来，“我们没有必要刻意摆脱中国的视角，而是应当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研究德国、理解德国，就像外院学子的座右铭说的那样：胸怀祖国，放眼世界。”

回到北大后，毛明超任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助理教授

在教学中，毛明超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的语言基础和语感认知，“必须要走进德国人的语言环境中，原始资料的掌握是一切研究的基础”。“德语真的不难学！”毛明超笑着强调了很多次，“理想情况是两年之内就可以达到比较扎实的水平”。在语言的基础之上，毛明超会更进一步的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讨论意识，他经常鼓励学生，要和老师积极交流，不用害怕自己的观点浅薄。“少有人能在本科阶段就提出很深刻、很新颖的问题，只要表达出自己的兴趣与思考所在就很好了。”

再翱翔：人的身影有限，但要走向未知

再次回到北大，毛明超在兴奋和感恩之余，也感受到了氛围的变化。通识教育生根发芽，优质课程层出不穷，但在“内卷”的魔咒下，学生们却仿佛比十年前同为北大学子的他要累得多。毛明超支持通识课程的设置，坚定地认为不应把学生束缚在一个专业的空间之内，而是应当像知名教育家洪堡的理念那样，为学生提供全面成长的土壤。但是，他却对目前的评价体系也有着自己的想法。“在目前的课程体系中，通识课、大类平台课成了必修，设置过于紧密，学生们几乎没有课余的时间，也没有闲暇读书，大家都被框定在一个以绩点为标准的评价体系中，不断地去完成给定的任务、争高分，但却没有什么机会去深入探索。”毛明超认为，通识和大类平台课程的分数可以不计入绩点，他提到：“凭什么去要求每一个学生都必须学好其他专业的课程？本专业学生与外专业学生同上一门课、同考一门试，专业性何在，公平性何在？况且大量的通识课程，实质上是对原专业学习时间的挤压。学生们最需要的通识内容，其实是学术的方法论，包括学术资源的获取、处理原始材料的能力和学术写作规范。其他的，都应该交给学生的个人兴趣。”

在毛明超开设的几门课程中，他在不断践行着自己关于“评价”的理念。平时作业，他只要求按时交、不抄袭，同时允许学生犯错。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他认为学生在课程中应该犯错误，犯尽可能多的错误，因为“学校是最能容忍错误的地方，平时作业就是训练。让学生犯错，只要学生有阅读、有思考、有练习就够了。学生不是老师的提线木偶，他们需要有自由发展的空间，只要别走上歧路就行了。”他的考试最后一题，一定是要学生谈谈自己一个学期以来的阅读经历，因为在他看来，“老师没有必要难倒学生，只要学生花了功夫去读书，哪怕是出于功利的目的，也比死记硬背一些概念要有价值。”在指导学生的论文写作时，他也会鼓励学生：“别怕！写了再说！先完成，再完美；完成的时候再看，就会发现其实也不能算不完美。”

2019年12月，德语系晚会，前排左二为毛明超

平时分数虽然给得宽容，但在课程安排和作业设置上，毛明超却丝毫不会含糊，不同类型的课程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各有侧重。在“德语视听说”课程中，毛明超会给学生们朗读德国的新闻，内容涉及政治、社会、文化、司法等各领域。无论从语速、词汇量、还是背景知识来说，这对学生都是不小的挑战。而且与一般的听力测试不同，毛明超并不会给出选项，而是要求学生们自己记下关键词，随后对新闻内容进行总结。提起“德语视听说”，2017级本科生邢旭直呼“痛苦”，当时她为了强迫自己跟上课程节奏，每天上课路上都在听新闻，课堂上也记笔记记到手疼。但回想起来，邢旭也说，“正是老师的这种高强度训练帮我迅速突破了语言学习的瓶颈期，又让我得以及时关注德国的最新动态。”

“德语国家国情课”则是另一种风格，老师讲授和学生报告交叉进行，课堂上会相对“轻松”。从洪堡的孤独与自由，到德国的历史罪责，再到德国政党，毛明超把德国文化中的精粹部分摘取了出来，陈列在学生面前，拓宽学生视野的同时，也加强了学生的专业认同感。“这门课上涉及到了德国的方方面面，上完这门课之后我对整个德国的文化有了一个概貌的了解，好像知道了我将来要共处四年的这个专业究竟是干什么的，这种对于专业的认同感我觉得是很重要的”，2018级本科生王嘉璐如是说。

在学生们眼中，毛明超“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口译时“身上闪着光”，但对毛明超来说，“不完美”才应该是人生常态。“完美化的要求给同学们带来太大压力，内卷本身是一种焦虑、不确定，学习的动力从兴趣变成了恐惧，害怕正态、不敢失败，逐渐冲淡了对未知的向往。”毛明超期望北大同学能够去踏足那些平常没有人踏足的地方，在生活中与学习中都走出去，不要把北大、把绩点当成一个包袱，更坦然地面对挫折，迎接挑战。因为暂时的失意其实不是失败，而是为了能够更加自信地面对未来。只有在不断的探索中，才能体验更有厚度、更丰满的生活。

 

信息来源： 融媒体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