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北京大学东方学学科的两位大先生——季羡林先生和金克木先生的111周年诞辰与110周年诞辰纪念。2022年9月17日，由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共同主办的“‘档案·手稿·知识建构：北京大学与中国东方学’学术工作坊暨纪念季羡林、金克木先生学术成就座谈会”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民主楼208会议室顺利召开。会议由“中国‘东方学’学术史研究”项目组、“‘太平洋丝绸之路’档案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组、“中国与南亚的文学与文化交流研究”项目组承办。

　　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等高校和研究单位的28位中国近现代史、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中国东方学学科史等领域的专家、青年学者出席了此次学术工作坊。

　　工作坊开幕式由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东方文学研究中心主任陈明教授主持，北京大学副校长孙庆伟教授、图书馆馆长陈建龙教授、东方学研究院院长王邦维教授、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李淑静教授致辞。

　　

工作坊开幕式由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东方文学研究中心主任陈明教授主持

　　

　　孙庆伟副校长在致辞中指出，北大东方学学科始终秉持“学贯通西、融通中外”的学术使命，逐渐探索出以“文字、文本、文学、文化、文明”等“五文并举”的语文学传统，在人才培养与学术研究等领域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他表示北大会继续加大对冷门绝学研究的投入与支持，期待北大东方学学科在新时代下继续培养扎根中国大地、肩负时代使命的高水平东方学实务人才和科研骨干；进一步继承和发扬季羡林与金克木等前辈的优良学风，在学术高原的基础上继续攀登新的高峰，形成涵盖语言学、文献学、历史文化学科，以及区域国别学等领域的多元学科结构；进一步推动与东方国家地区的文明互鉴，以理解非西方世界各民族和亚非拉多民族为使命，在诠释文明、解读国情、拓展交流、资政服务等方面发挥更大的建设性作用。

　　

北京大学副校长孙庆伟教授致辞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陈建龙教授深情重温了季羡林先生、金克木先生与北大图书馆之间的种种因缘，并且表示北大图书馆将进一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时所强调的“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精神，加倍努力、加强合作，进一步为服务学术做出贡献。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陈建龙教授致辞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东方学研究院院长王邦维教授在致辞中，首先强调了北京大学在中国东方学学科史上所具有的特殊而重要的意义，因此需要回望来时路，不忘初心。其次，王邦维教授强调了档案与原始文献在学术史、学科史研究中的独特价值与意义，档案的发掘、解读、整理同样也需要扎实的学术功底与学术素养。第三，王邦维教授列举了两份北京大学档案馆所藏1945年抗战刚刚胜利时有关新设“东方语文学系”的北大档案，强调指出，在当年的8月27日和29日，日本投降、抗战胜利不过刚刚十来天，当时北大文科最主要的一群前辈教授，当时北大文科最主要的一群前辈教授，在经历了八年的艰苦流离和艰苦奋斗之后，首先想到的第一件事，不是别的，而是开会商量和策划新的学科建设。前辈们由此所表现出的对国家和学科建设的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至今让人感动不已，值得我们学习。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东方学研究院院长王邦维教授致辞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李淑静教授在回顾季羡林先生与金克木先生的学术生平的基础上，肯定两位先生为搭建中西方文化桥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做出了杰出贡献，而手稿、档案这些物质资料则生动记录下了他们的学术魅力和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担当。李淑静教授最后表示外国语学院即将在院图书分馆建设学科史电子资料库，以便师生们研究之用。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李淑静教授致辞

　　

　　工作坊第一场研讨主题为“档案·书信与大师的足迹”，由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林丰民教授主持。

　　北京大学档案馆、校史馆余浚馆长做了题为《北大档案的历史与学术价值》的报告，从档案馆概况、档案全宗的结构、档案的历史与学术价值、国外的情况以及未来的考虑等五个方面对北大档案馆的历史发展与业务情况进行了全方位的介绍。余浚馆长指出档案馆所藏的35万卷件档案，对考察北京大学120多年来在创建、变迁、发展、建设的历程具有重要史料和学术价值。北大档案馆将进一步加强档案、史料等资料编年，以及指南目录和大事记的编纂，并希望通过档案数字化等信息处理技术，进一步方便老师同学们在学术研究中对档案的利用。

　　文史学者荣宏君先生在《季羡林与叔父季怡陶——兼谈季怡陶家书》的报告中，通过自己偶然获得的一批季羡林先生的珍贵书信资料，梳理重构了这位对季羡林先生影响极大的叔父形象及其与季羡林的交往历程。他期待有关季羡林先生的手稿、书信等文献资料，能对北京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史的研究有所助益。

　　王邦维教授做了题为《周一良先生的西文书》的报告。报告中举列出周一良先生1995年8月7日赠送给他的一批主要购于哈佛留学期间的有关印度学和佛教研究的西文书的书名，同时结合周先生一生求学，尤其是在美国留学的经历，对周一良先生一生所做的研究、学术兴趣、与西方学人之间的有趣的交往加以说明，由此为今天了解他们那一代学人赖以成就的学术大背景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具体的资料。

　　陈明教授在题为《双峰始成：金克木入聘北大的经过及其与季羡林的学谊》的报告中，利用十分难得的新见信札，结合档案报刊与日记回忆等资料，梳理了金克木先生入聘北大的详细经过及其与季羡林先生的早年学谊，为还原重塑北大东方语文学系的学科建设与中国东方学的发展历程提供了重要的新史料与新认识。

　　北京师范大学跨文化学研究院院长董晓萍教授以《季羡林印度学与钟敬文民俗学互动的学术史意义：资料、学科与制度》为题，聚焦季羡林先生和钟敬文先生之间的学术互动，高度评价了中国印度学与民俗学的相遇与促进，在中国东方学学术史中的价值和意义，以及相关学术创见对国际东方学发展的重要贡献，并总结出以北大为基地的中国特色的东方学所具有的三大特点——即以资料与学科为灵魂，以国家工程为制度保障，以领军迭代与群星灿烂为现象。

　　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李雪涛教授在题为《霍古达的生平与身份——以其哥廷根档案与季羡林日记为中心的研究》的报告中，以哥廷根大学所藏霍古达教授档案与季羡林先生的日记、回忆录等内容为依据，对德国汉学家霍古达的身份与生平进行了梳理重构，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学术史研究的旨趣不应局限于学者的学术成就，而更应着眼于学者与时代精神之间的关系。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王奇生教授在评议中，建议档案馆进一步扩大学术档案的收藏，重点关注学人手稿、日记、书信等等“独一无二”的学术档案的征集和收藏；呼吁校方应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加强对博物馆的建设；同时希望将来能尽快与档案馆合作，对历史系历代学人们所收集收藏的大批历史档案进行共同管理。此外，王奇生教授强调学术史研究中要警惕“从后往前看”的现象。

　　北京大学文研院项目负责人、文史学者孟繁之在评议中，首先高度肯定了季羡林先生的手稿、信札、家书、档案等资料的挖掘、整理与解读，对于理解季先生的性格养成、学术生成、交际往来，乃至于知识迁移、学术理念等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其次，从自己与周氏家族交往的亲身经历出发，对周一良先生的学术路径提供了不少有见地的意见与认识，并认为从周先生的西文阅读史出发考察周先生对西方学术的融会贯通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研究视角。

　　工作坊第二场主题为“档案·手稿与北大的东方学科”。由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胡蔚副教授主持。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吴杰伟教授以《北京大学在东南亚语言文化人才培养和知识建构方面的传承与成就》为题，关注新中国成立后东南亚语言文化人才培养和东南亚研究工作的发展历程，并从华侨华人研究、历史研究、文学翻译、多学科视角等多个领域梳理北京大学在东南亚领域人才培养和知识建构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在此基础上强调指出深化对历史和现今关于东南亚的知识建构，将不仅有助于促进北大东方学科的发展，也将有助于在更深层次上促进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理解互信。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教授潘钧在《北大东方学视域下的北大日语学科的创建和发展——兼谈中国日语教育史的构建问题》的报告中强调，对北大日语学科发展的考察必须与北大东语系、中国东方学的整体发展思想、总体布局、办学理念等紧密结合起来，并以刘振瀛先生为代表的北大日本文学学科为例，揭示出其建立与发展过程深受以季羡林先生为代表的东方文学体系及东方学视域下的办学理念、规划布局等影响。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孙凯副教授以《北京大学与法国印度学》为题，就法国印度学的传承谱系、法国印度学和北大的渊源、20世纪30年代分赴法德学习印度学的林藜光与季羡林的对比、法系印度学研究的现状和法国印度学可能对未来中国所提供的滋养等问题进行了梳理和分析，从学术史角度进一步深化了对北大东方学学科发展的认知。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讲师袁琳以《“全景式”开创——北京大学阿拉伯语学科建制与早期发展》为题，从“全景式”角度对北大阿语专业的早期发展与所创建的教学、科研、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并重的学科体系进行了考察。

　　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博士乐恒以《季羡林先生领导下的五十年代北大东语系教学与科研发展再考——以新见手稿、档案为中心》为题，在对季羡林先生的几份系务会记录、讲座笔记以及文章纲要等新见手稿资料进行释读分析的基础上，结合1950年代中期相关档案报刊资料，发现了季先生1954年发表的《东方语文范围内的科学研究问题》一文所具有的前瞻性与重要性，重构了季先生引导北大东语系加强科学研究期间所做出的努力与所取得的成就。

　　李雪涛教授在点评中，期待中国东方学学科史与学术史研究今后能够在档案、手稿等资料的挖掘整理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揭示出季老的东方学学科建设与学术思想，与传统既有东方学之间的关系与联系。

　　工作坊第三场主题为“书目·档案·函札与国际东方学家”，由北京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邹新明主持。

　　文史学者艾俊川先生做了题为《马戛尔尼南海“绝粮”记》的报告，围绕1988年苏富比拍卖会上拍出的两份越南西山朝诏书，结合马戛尔尼本人的日记与团员所做记录回忆等资料，多角度还原了1793年英人船只以“断粮”为由，停泊越南土伦港，并行勘测之实，而越南方面从友善转为警惕的历史过程。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高峰枫在《李荣芳的考古之行》报告中，利用北大档案馆所藏燕京大学期刊、系务、人事以及课程等档案资料，与美国圣经考古学之父奥尔布赖特的两份年度报告进行比证，还原出燕京大学创校元老、宗教学院教授、中国希伯来语教学的开创人——李荣芳教授在学术休假期间随奥尔布赖特在巴勒斯坦进行考察与学习的经历，以及李荣芳在燕大所开课程对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的影响，揭示出中西学术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高山杉因故未能现场出席座谈会，其论文《爱理鹗与钢和泰往来书信译注》由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王乐乐代为宣读。该文中，高山杉对邹新明编三卷本《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钢和泰未刊往来书信集》中有关爱理鹗与钢和泰的往来书信进行了详细译注，对已出版的《钢和泰年谱简编》中的相关内容有所更正补充，更为我们了解和认识钢和泰这位在北大执教十多年的梵文与印度古代宗教史教授提供了宝贵的一手资料。

　　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丁以《福克司的藏书简目与国际东方学》为题，梳理了福克司在华期间以中国古籍为主的一大批西文、中文、满文和日文等书籍的收藏经历，并对1949年福克司凭记忆写出的一份四页纸的藏书简目进行了汉译和简要注释，以期方便国际东方学目录学、汉满古籍暨学术史研究者的使用。

　　孟繁之先生以《所见与不见：学术史研究视域中的学人日记、往来函札》为题，以《周叔弢致周一良函》为例，强调学者在运用学人日记、往来函札从事学术思想史、学科发展史研究时，既须对史事有全面通识与把握，亦要对历史细节有精审与考订，要能大中不遗其小，小中以见其大。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欧阳哲生教授对上述论文进行了精彩点评，并强调北大东方学学科建设从一开始就具备的国际视野，与胡适先生密不可分。胡适先生将钢和泰教授留在北大授课十多年，北大也因此在国际东方学及佛教学界一直占有一席之地。

　　在圆桌讨论阶段，与会学者就福克司藏书的流转问题，罗常培与吴晓铃、金克木等人的关系问题，季羡林入聘北大及其与陈寅恪之间的关系问题，周叔弢先生1952年的捐书问题等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工作坊闭幕式由吴杰伟教授主持，陈明教授做闭幕致辞。陈明教授对出席本次会议的代表、支持会务工作的工作人员及学生们以及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所给予的支持表示了诚挚的感谢。

 

合影留念

　　

图：史阳/冯一帆   文：乐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