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4日上午，北京论坛（2017）“文明传承与互动视角下的‘一带一路’”分论坛第二场讨论会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第2会议室举行。来自意大利、巴基斯坦、蒙古、印度、中国大陆的九位学者进行了报告与讨论。

上半场讨论由香港城市大学的张隆溪教授主持。

宁琦教授发言

第一位发言人是北京大学的宁琦教授，发言主题为《文学文化典籍翻译对中俄文化交流与互动的影响》，她介绍了从18至21世纪中俄两国文学文化典籍互译的基本情况。中俄两国有悠久的文化交流历史，宁琦教授以双方典籍的互译为线索梳理了这一历史。18世纪的俄国贵族阶层崇尚法国文化，法国的“中国热”也传到俄国。同时中国有了第一部旅俄游记，彼得大帝也向中国派传教士，《论语》、《中庸》等中国典籍被译成俄文。19世纪中俄两国的人员、文化交流趋于成熟。俄国对汉语人才的培养进入了高等教育阶段，对中国诸子百家作品的翻译和收藏也初具规模。20世纪中国人以俄国为师，大量翻译马列主义著作和名家文学作品，这影响了整个中国的阅读习惯和精神生活。21世纪两国仍然注重以书为媒，推动中俄人文交流。宁琦教授向俄国汉学家为两国文化传播所做的贡献表达敬意，她希望两国继续在文化上共生共荣，各美其美，为世界文明的传承助力。

巴基斯坦前外交部长Najmuddin A. Shaikh发言

第二位发言人是巴基斯坦前外交部长Najmuddin A. Shaikh，发言主题为《促进互联互通，带来共同繁荣，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增强对价值与秩序的尊重》。他以中巴经济走廊为背景，阐述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与今天的“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的影响。丝绸之路源于中国，中国、埃及和罗马的文化都因此发生了交流，其中包括货物流动和文化传播。丝绸之路作为中欧连接的纽带带动了沿线城市文化、智力、艺术、科学和手工艺的交流与共享，不同宗教和哲学思想也通过人口流动到达各地。“一带一路”倡议是对古代丝绸之路的复兴，可以深化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的联系。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我们不仅能看到潜在的经济利益，还能看出中国古代的“天下哲学”，即和谐有序的共存。这有利于建立更好的国际秩序，实现共赢平等的新型国际关系。中巴经济走廊是一个很好的启示，我们需要继续利用这个天然道路给沿线国家带来更多机会，促进南亚和周边地区的和平发展。

甘肃省考古所所长王辉发言

第三位发言人为甘肃省考古所所长王辉，发言主题为《早期丝绸之路开拓和发展的考古学证据》。早期丝绸之路的概念是对张骞通西域前欧亚大陆东西交往现象的概括，早在旧石器时代就已发生。王辉先生主要介绍公元前3000年到两周时期，早期丝绸之路的考古学发现，以及东方和西方的文化交流。分为三个阶段，公元前3000年俄罗斯的安德罗诺沃文化向东扩张与四坝文化碰撞；公元前1400年卡拉苏克文化东传进入新疆；两周时期中亚文化因素体现在阿勒泰的墓葬形制中，欧亚草原的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和塔加尔文化的兵器、马具、玻璃等制作技术影响中国。同时中国的铜镜、三足瓮等器物也传入西方，民族迁徙促进文化传播。

葛嶷教授发言

第四位发言人为意大利那不勒斯大学葛嶷教授，发言主题为《欧亚大陆游牧民族和丝绸之路的发展：从考古学视角看变化的地缘政治与经济》。葛嶷教授认为丝绸之路是重要的经济政治文化现象，展示了文化传播与全球市场的形成。通过考古学的视角，能够从不同角度观察多种文化的交流。比如墓葬就是很好的研究对象，墓葬的形制和葬仪对文化形成有重要作用，通过对墓葬的研究可以了解真实的历史。例如，伊本•白图泰的旅行日记中记录了泉州刺桐港受伊斯兰因素影响的墓葬文化。文献同样是研究丝绸之路的重要研究对象，但是中亚的文献记录出现较晚。丝绸之路是一个全球化的过程，它包含文化和技术的传播、人种基因的改变等多重因素。

吴小红教授发言

第五位发言人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吴小红教授，发言主题为《青铜时代欧亚大陆食物与技术的传播》。她以食物和技术作为表征，对中国整体地理框架和长时间尺度的格局进行了分析。在技术传播中，一方面，地域单元导致了不同的经济形态，在中原、欧亚草原和新疆绿洲地带分别形成农业、牧业、农牧业混合型文化区。另一方面，中国同时受到北方西伯利亚高原干冷气流，南方太平洋、印度洋暖湿气流，以及西方地中海西风带影响，文化格局受到南北季风带交互作用而动荡。在新石器和青铜时代，甚至追溯至旧石器时代，半月形传播带对技术的传播和表达都具有重要作用。在食物传播中，稻作、粟作农业分别适应南北方暖湿和干旱气候。但麦类和粟作在新地区出现后并未迅速被当地吸收和接纳，在食物传播上具有保守性。因此，在讨论食物和技术传播时需要考虑人的作用，人群流动可能使技术和食物到达新的区域，但距离成为主要经济形态还有很长道路。

下半场的讨论由牛津大学Jessica Rawson教授主持。

Yanjinsuren Sodnomdorj教授发言

第六位发言人是蒙古国立大学的Yanjinsuren Sodnomdorj教授，发言题目为《宗教与“一带一路”》。她表示，蒙古坚定支持“一带一路”倡议，它令周边国家从多方面受益，也促进了各国人民的互相了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多元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我们需要提倡多边文化交流，促进兼容并包。她从世界宗教的发展趋势这一角度出发，谈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宗教的基本情况。她列举了近年来各国宗教人口的普查数据，详细介绍世界各大主要宗教的地区人口比例，并指出一些重要的发展趋势。例如，伊斯兰教将成为未来世界拥有最多人口的宗教；基督教徒会保持平稳的比例；佛教徒老龄化会导致佛教人口减少等等。她强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应该团结起来，更好地理解不同宗教在不同国家所发挥的作用，建立文化和宗教的联系，从而实现和平共处，共享繁荣发展。

马丽蓉教授发言

第七位发言人是上海外国语大学的马丽蓉教授，发言主题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宗教变量”与丝路软治理的对策》。她的发言包括三部分：“一带一路”建设的新课题：如何优化软环境；宗教变量：影响“一带一路”软环境建设的重要因素；合理促通：“一带一路”的民心相通统筹举措。她从几个变量出发介绍宗教对“一带一路”软环境建设的影响，比如穆斯林难民潮的外溢、中国在三个支点国家哈萨克斯坦、印尼和巴基斯坦的国家形象、东突问题与治疆等等。她对此提出了3个对策，包括促进价值观的沟通、中国教界与政界、学界、媒体界的协作以及重视宗教去极端化的使命等等。

陈建立教授发言

第八位发言人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陈建立教授，发言主题为《中国铁器的起源与早期丝绸之路》。他首先介绍了中国古代主要的三种钢铁材料。陨铁制品共发现7件，年代为商代中期至西周，主要与铜器结合；块炼铁冶炼技术与西亚相同，在西方长期使用；生铁为中国特殊的冶炼方式，最早出现在公元前8-7世纪的天马-曲村遗址，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原广泛使用，后期发明退火技术，形成生铁冶炼、铸造、制钢的完整技术体系。在丝绸之路上，目前新疆已发现400余件铁器，是研究冶铁技术起源的关键地点。甘肃地区磨沟遗址发现的公元前14世纪块炼铁为最早的人工冶铁制品。此外，宁夏、陕西、晋南、豫西也有早期铁器发现。钢铁技术在中原由块炼铁向生铁转换，完成本土化，并以中原为中心，向南方、东北、甘肃新疆等地传播，这一过程与中原地区的陶范技术有关，早期丝绸之路是冶金术传播的纽带。
 

第九位发言人为印度德里大学Anita Sharma教授，发言主题为《“一带一路”：中印古丝绸之路的贡献》。Anita Sharma女士阐述了中国和印度自古以来的文化交流。宗教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对建筑和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佛教是中印交流的纽带，古代佛教文物、典籍和遗址的考古学研究加深了我们对于中印之间文化交流的认识，比如丝绸之路推动了印刷术的传播和进步。联合国教科文将一些遗址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进而采取保护工作。学术研究和遗产保护需要更多的年轻一代学者参与，并加强国际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