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院新闻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格林伯格教授在北大举办“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专题讲座
2015-11-06
2015年10月23日下午，受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新西兰中心和语言所邀请，国际著名语言学家、新西兰奥克兰大学文学院院长罗伯特?大卫?格林伯格（Robert David Greenberg）教授在外国语学院新楼301做了题为“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来自欧洲、新西兰及北美的例证”的专题讲座。讲座由外院语言所副所长高彦梅副教授主持，外院新西兰中心秘书刘红中副教授陪同在场。参加讲座的有外院语言所教师、研究生、访问学者以及其它院校师生三十余人。
格林伯格教授目前是新西兰奥克兰大学文学院语言学教授，兼学院主任。1991年他从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被聘为该校斯拉夫语言文学系助理教授。随后他在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乔治城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以及马其顿科学艺术学院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格林伯格教授的研究兴趣包括巴尔干语言、身份、民族主义和政治等。他对铁托时代以及分裂以后的南斯拉夫语言、民族主义与民族身份有着深入的研究。格林伯格教授的专著《巴尔干人的语言与身份》（Language and Identity in the Balkans）的修订版于2008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与野町素己（Motoki Nomachi）合编的《斯拉夫伊斯兰：语言、宗教与身份》2012年由北海道大学出版社出版。由于在教学和学术研究方面成就卓越，他于2010年获耶鲁大学颁发的威廉-克莱德-德韦恩奖章。
格林伯格教授在讲座中
格林伯格教授的讲座包括五部分。在第一部分，他从国家确认官方语言、少数民族语言、管理语言及应对冲突三方面阐述了国家在语言政策与规划中的作用。在第二部分，他介绍了分析解释语言现象的三种理论框架。第一种框架是施密德（Schmdit）的四种语言冲突模式：以爱沙尼亚为代表的“控制/排除型”；以美国为代表的“同化型”；以新西兰为代表的“多元主义”；以马其顿为代表的“语言联盟型”。第二种框架是厄文和盖尔（Irvine and Gal）2000年提出的语言意识形态，包括语言符号化（Iconization）、分形递归（Fractal recursivity）和消除符号化（Erasure）。第三种框架是格林伯格自己于2010年提出的民族--国家原则。在第三部分，他从语言作为群体身份标识、使用语言来动员社会群体、少数民族语言使用者及他们与有着亲缘关系国家的关系三方面讲述了社会群体对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的影响。在第四部分，他对欧洲、新西兰和北美三个区域的语言状况和政策进行分析。他认为，欧洲虽然拥护多语，但是面临威胁。1992年颁布的《欧洲地域及少数民族语言宪章》全力支持土著居民、少数民族或地域语言，但是欧洲语言政策趋于排斥移民的语言。英国包容区域和少数名族语言。比利时基本按照语言来划分国家区域。在东欧，语言界定民族群体；当占绝大多数人的语言/文化在一个民族或国家起主导作用时，少数民族感到自己受到歧视。他还特意提到前南斯拉夫的语言政策，之前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被波斯尼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黑山四种民族语言取代；新的民族间界限与语言和民族界限不一一对应。在新西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新西兰本族语学校毛利语遭禁，毛利人被要求学习英语，并同化入欧洲文化，却遭到毛利人的反抗。旨在提高毛利语地位的运动在二十世纪60年代已经开始。经过毛利人不懈努力，怀唐伊调解庭(Waitangi Tribunal)在1975年认识到毛利语是一种国宝，理应得到保护。1987年颁布的《毛利语法案》赋予了毛利语官方语言地位。然而，目前毛利人中只有23%能熟练使用这种语言，格林伯格教授对这种语言能否得到有效保护持怀疑态度。由于时间关系，格林伯格对北美的语言政策分析略简，他认为美国采取同化模型，而加拿大采取多语模型，但是两国的各州/省和联邦层关系紧张。格林伯格教授在第五部分呈现了他的结论是：语言政策中可感知的变幻能减少国家间的摩擦，也能在国家间挑起事端；语言政策在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中是不同的；少数民族语言地位，特别是在东欧和前斯拉夫富有争议；联邦国家的特点是联邦与地方在语言政策上存在断层。
格林伯格教授与北大部分师生合影留
格林伯格教授的讲座为听众展示了新西兰、欧洲和北美语言政策和现状的全景图画，受到了听众的欢迎。讲座结束后，在场的老师和研究生们结合中国普通话、广东话、新疆维语和内蒙古语言状况与格林伯格教授进行了充分的交流。本次学术报告拓宽了师生们的视野，启发我们借鉴国外语言政策和规划的理论来思考国内的语言问题。文/任小华
格林伯格教授目前是新西兰奥克兰大学文学院语言学教授，兼学院主任。1991年他从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被聘为该校斯拉夫语言文学系助理教授。随后他在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乔治城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以及马其顿科学艺术学院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格林伯格教授的研究兴趣包括巴尔干语言、身份、民族主义和政治等。他对铁托时代以及分裂以后的南斯拉夫语言、民族主义与民族身份有着深入的研究。格林伯格教授的专著《巴尔干人的语言与身份》（Language and Identity in the Balkans）的修订版于2008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与野町素己（Motoki Nomachi）合编的《斯拉夫伊斯兰：语言、宗教与身份》2012年由北海道大学出版社出版。由于在教学和学术研究方面成就卓越，他于2010年获耶鲁大学颁发的威廉-克莱德-德韦恩奖章。
格林伯格教授在讲座中
格林伯格教授的讲座包括五部分。在第一部分，他从国家确认官方语言、少数民族语言、管理语言及应对冲突三方面阐述了国家在语言政策与规划中的作用。在第二部分，他介绍了分析解释语言现象的三种理论框架。第一种框架是施密德（Schmdit）的四种语言冲突模式：以爱沙尼亚为代表的“控制/排除型”；以美国为代表的“同化型”；以新西兰为代表的“多元主义”；以马其顿为代表的“语言联盟型”。第二种框架是厄文和盖尔（Irvine and Gal）2000年提出的语言意识形态，包括语言符号化（Iconization）、分形递归（Fractal recursivity）和消除符号化（Erasure）。第三种框架是格林伯格自己于2010年提出的民族--国家原则。在第三部分，他从语言作为群体身份标识、使用语言来动员社会群体、少数民族语言使用者及他们与有着亲缘关系国家的关系三方面讲述了社会群体对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的影响。在第四部分，他对欧洲、新西兰和北美三个区域的语言状况和政策进行分析。他认为，欧洲虽然拥护多语，但是面临威胁。1992年颁布的《欧洲地域及少数民族语言宪章》全力支持土著居民、少数民族或地域语言，但是欧洲语言政策趋于排斥移民的语言。英国包容区域和少数名族语言。比利时基本按照语言来划分国家区域。在东欧，语言界定民族群体；当占绝大多数人的语言/文化在一个民族或国家起主导作用时，少数民族感到自己受到歧视。他还特意提到前南斯拉夫的语言政策，之前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被波斯尼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黑山四种民族语言取代；新的民族间界限与语言和民族界限不一一对应。在新西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新西兰本族语学校毛利语遭禁，毛利人被要求学习英语，并同化入欧洲文化，却遭到毛利人的反抗。旨在提高毛利语地位的运动在二十世纪60年代已经开始。经过毛利人不懈努力，怀唐伊调解庭(Waitangi Tribunal)在1975年认识到毛利语是一种国宝，理应得到保护。1987年颁布的《毛利语法案》赋予了毛利语官方语言地位。然而，目前毛利人中只有23%能熟练使用这种语言，格林伯格教授对这种语言能否得到有效保护持怀疑态度。由于时间关系，格林伯格对北美的语言政策分析略简，他认为美国采取同化模型，而加拿大采取多语模型，但是两国的各州/省和联邦层关系紧张。格林伯格教授在第五部分呈现了他的结论是：语言政策中可感知的变幻能减少国家间的摩擦，也能在国家间挑起事端；语言政策在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中是不同的；少数民族语言地位，特别是在东欧和前斯拉夫富有争议；联邦国家的特点是联邦与地方在语言政策上存在断层。
格林伯格教授与北大部分师生合影留
格林伯格教授的讲座为听众展示了新西兰、欧洲和北美语言政策和现状的全景图画，受到了听众的欢迎。讲座结束后，在场的老师和研究生们结合中国普通话、广东话、新疆维语和内蒙古语言状况与格林伯格教授进行了充分的交流。本次学术报告拓宽了师生们的视野，启发我们借鉴国外语言政策和规划的理论来思考国内的语言问题。文/任小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