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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朝翔院长在外院2014届本科生、研究生毕业典礼上的致辞

亲爱的同学们:

    你们毕业了,我们真高兴。你们的老师,无论今天在场还是不在场,一定都会为你们感到喜悦,为你们感到骄傲,都会对你们的未来充满期待,都会在心底里为你们祝福!

    老师们的喜悦、骄傲、期待、祝福应该是很自然的,因为老师和学生、母校和毕业生从来就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QS全球大学学科排名是极具影响力的排名;从2011年到2014年,我们学院的三个学科排名相当不错。在这个排名里,主要依据是学术声誉和雇主声誉。学校和学科的学术声誉可以帮助学生找到更好的工作,而学生的工作和工作表现又直接影响着学校和学科的声誉。这就是利益共同体的一个很好的注释。

    当然,在我们的世界里,常识未必能占上风。处于一个利益共同体之内的人们往往打得不可开交。近邻之间、兄弟之间、同门之间;中日之间、朝韩之间、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最近的人往往也是相互之间问题最多的人。常识告诉我们,和为贵;但在现实中,却往往是毫无理性的战为先。莎士比亚改编和发挥了《圣经》的语言,写道:“智慧满街狂喊,结果没人搭理”。人类往往对自己的无理性充满绝望。美国作家海明威引用英国作家多恩的诗句,作为自己长篇小说的书名,《丧钟为谁而鸣》。原诗为:“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以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一块土地,组成了整个大陆...无论谁死,都会使我变小,因为我与人类密不可分。因此, 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 丧钟为你而鸣。”无论是多恩还是海明威,都对于人类的冲突和杀戮深感无奈,都在呼吁友好与和平,都在呼叫人类的智慧。

    人类的智慧有很多来源,各种来源的权衡、均衡与平衡也许就是智慧的真谛;智慧就是不同观点、不同视角、不同信念的融合、调和与协调;就是包容与宽容。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作为北京大学这一研究型大学的一部分,一直不断努力,改善教育和研究条件,提高教育与研究水平。最近,经过五年的努力,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新大楼终于落成并投入使用,我们第一次在此举办毕业典礼。新大楼建筑面积13368平米,地上五层,地下三层。与外文楼和民主楼一起,外国语学院新大楼构成了外国语学院的新的物质存在,大大改善了办学与研究条件。说起新大楼,我们很可能会想起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1931年就职时发表的名言:“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师比大楼重要,这是无可置疑的真理。梅校长的名言无疑不仅是名言,而且还是至理,是至理名言。但是,即使是梅校长这位大学杰出领导人的至理名言,很可能也只是部分真理。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为创造性的文学活动,其实也是一切人文类的创造性活动,设定了一个最低条件,即拥有一间自己的房屋。哈佛大学著名学者恩吉尔对此进行了详细解读,认为人文学的大部分都属于“高强度阅读领域”。而高强度阅读需要四个基本条件:1)一间自己的房屋(即私密的空间);2)一段相对完整的时间;3)好图书馆;4)有机会和舒适的空间(又是空间!)与教师和同学进行讨论。可见一间自己的房屋对人文学有多么重要。恩吉尔还特别指出,在教师大多住在校外,上下班需要辛苦奔波,耗费大量时间的今天,一间办公室对于研究和交流都是必不可少。让教师有自己的工作室,能在在校期间迅速进入工作状态,高效的研究与交流,是大学办学必不可少的条件。我们的新大楼不仅有教师工作室,而且终于有了自己的剧场,可以进行戏剧表演与朗诵,让同学和老师有机会体验阅读的韵律、节奏与音乐,让我们在图书馆的静默之外,与作家、与艺术家、与老师同学、与不同时代不同职业的人们以或精炼或啰嗦、或高雅或低俗、或复杂或简约、或华丽或质朴的语言大声交谈、高声交流,使我们的高强度阅读有了另一层乐趣。我们还有了艺术建设的空间,已经起步进行艺术建设:北大山东校友会委托山东艺术家设计、制作的季羡林铜像已经基本安放到位;我们的新大楼由画家范增题写楼名;新加坡画家林祥雄的画作也已完成装裱,即将装挂。我们希望未来不仅有更多专业艺术家的作品入住,也能展示我们老师、同学、院友的作品。在新大楼里,也有了北京大学语言中心建设的空间,可以提供更多语种、更多种类的语言教学和研究资源,可以进行写作实验室等的小班教学,甚至是一对一预约制教学,可以为北大的教学与研究社区,甚至为全社会提供优质的语言服务、提供一流的国际化服务。在一所大学里,大楼不仅是大楼,而且是学术与教育的物质生存空间,也是我们未来发展的物质基础。

    对于一座大楼,可以有不同的观察视角;对于其他很多事物,也可以有多重解读。北京大学外语学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而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则成立于1999年。对于我们的院名,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一直存有异议。例如,有改名为外文学院和外国语言文学学院等的提议。这些提议都很有道理,值得尊重和认真对待。不过,从建院起使用至今的现名也自有存在的道理。作为高强度阅读学科,语言是我们教学和研究的主要媒介,是我们学科的载体;语言也是人类文明的根基。按照恩吉尔的看法,人类立法、缔约、谈判、演说、说服、阐述价值等等,无不依赖于语言。语言的问题是社会最大的问题。在我们周围,如果到处都是空话、大话、废话、套话、官话、粗话、脏话、车轱辘话,那么一定是社会出了问题。作为语言专业,我们学习语言、研究语言,我们通过语言了解人类文明、创造人类文明。作为我们学科的一个部分,文学专业有一个重要研究对象就是“智力散文”(intellectual prose),包括思辨和论辩性的政论、历史、司法判例等等,当然也包括文学作品。一切能够体现思辨之美、论辩之美的语言,都是文学研究的对象。思辨与论辩的语言能够打开我们的思想,能够使我们体验思想的愉悦。从这个角度看,外国语学院正是通过语言,学习和研究外国文明的真谛。

    当然,我们还有其他愉悦与美感,例如身体和体能的美感与愉悦,这是人生不可忽视的部分。不过,这一部分如若过分也有可能会封闭思想。英国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模仿马克思的语言,断言道:“足球是人民的鸦片”。其实,过分之后便会麻痹思想的不止足球。现在我们很多人都在读微信。但读微言并非高强度的阅读,并不需要符合高强度阅读的基本条件。据说微信中三分之一为人生哲理和励志格言,三分之一为养生之道和健身大法,三分之一为强迫转发。毕业季节流行的毕业致辞好像大多也是这个比例,很多很像微信体,包括我今天的毕业致辞。人生哲理和养生之道固然重要,但指望它们来指导我们的人生,恐怕难免会大失所望。过去,在梅校长的时代,人们期待大师,期待大师能揭示我们闻所未闻的真理,期待大师能够指引所有人,包括专业圈子之外的芸芸众生,走上人生的坦途。今天,已经越来越不是大师的时代。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如今,只有在自己坚持不懈、长期耕耘的相对狭窄的专业领域,其实也就是高强度阅读领域,才有可能有所创新,才有可能言他人之不可言、行他人之不可行。如果我们期待大师的指引,等来的很可能是冒牌先知。如果我们盲目相信先知,就有可能会封闭心灵、关闭思想;最严重的恶果,就会自以为独立思考,但其实是盲从。因盲从而自信而固执己见而毫不妥协,往往是社会冲突的重要原因,是最需要人类智慧来解决的问题。

    亲爱的同学们,所谓智慧就是开放的思想,就是与时俱进的思想,就是不断有小小的创新,就是不断改变自己。改变自己并不容易;如要改变社会,必先改变自己。美国作家爱默生曾经痛斥过愚蠢的始终如一、一成不变。希望我们,同学和老师,每年都可以说,与去年相比,我又有了一点小小的变化;每年都可以说,与几年前相比,我又有了很大变化。希望你们毕业之后,能有多种变化;能在房价高企不下的时代,拥有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说的自己的房屋;同时,永远拥有自己心灵的一间小屋。你们毕业之后,我们会一直惦记你们。你们学院的大门永远为你们而敞开——这句话今天已经成为一个有物质基础的承诺。你们路过时,无论是外文楼、民主楼,还是新大楼,随时都可以进来坐坐,喝杯茶、喘口气;你们的同学聚会、师生聚会,随时都可以在学院举办。而你们的老师,无论今天在场还是不在场,我想都会在他们自己心灵的小屋里,永远永远地保留着你们的位置。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