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是余振先生诞辰100周年。12月30日，由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俄语系、上海辞书出版社、上海翻译家协会、上海作家协会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和华东师大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所共同主办的“纪念余振先生百年诞辰暨俄罗斯文学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与会的有华东师大副校长范军教授、华东师大中文系谭帆教授和北京大学俄语系领导王辛夷教授，以及京沪部分高校和出版社、作协和译协等机构的相关专家，余振先生的亲属和学生等40余人，华东师范大学陈建华教授主持了本次会议。
       余振先生的亲属李鸿福等人为会议提供了关于余振先生的许多珍贵的图片资料，并用多媒体形式生动地向与会者介绍了余振先生不平凡的一生。1909年生于山西崞县（今原平）。原名李毓珍，笔名孟星等。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因被捕入狱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30年春考入北平大学俄文法政系，仍积极从事进步活动。北大毕业后，任职西北大学，曾因支持学生运动遭学校解聘，后在山西大学和兰州大学任教授，并主编过《北风》诗刊等。20世纪30年代开始俄苏文学翻译和研究，是中国最早的也是最有成就的俄罗斯诗歌的翻译家之一，有流传很广的译著《普式庚诗选》和《莱蒙托夫抒情诗选》，以及广受欢迎的《俄语文法高级教程》等问世。新中国成立后，余振先生奉调入京，在交通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余振先生调入北京大学，担任俄语系副主任、北大校务委员和二级教授。被错划为右派后，1958—1980年来到上海辞书出版社（原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工作，虽在“文革”中遭受迫害，余振先生仍为《辞海》的编撰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曾任辞海编委和语词分科主编。1980年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与倪蕊琴、王智量和干永昌等教授一起为华东师大外国文学专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1986年，余振先生77岁高龄时在华东师大重新入党。余振先生生前是中国俄苏文学界著名学者和翻译家。他人格高尚、学养深厚，著译颇丰，学术成就得到学界公认，在海内外有很大影响。
       华东师大副校长范军教授在发言中对余振先生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余振先生在风雨中走过的一生和取得的成绩在20世纪进步知识分子中有代表性，在高校中要多讲这样的老专家的故事，要继承和发扬他们的优良传统。会上，京津等地的一些学者以不同方式缅怀余振先生。北京大学王辛夷教授代表俄语系向会议赠书并作了发言。曾与余振先生共事的北大的同仁、受教于他的学生龚人放教授、岳凤麟教授、李明滨教授、张有福教授和刘伦振先生等或撰稿或题词“深切怀念我们的老师——北大俄语系开系元老、文学翻译教法的创立者之一、翻译家和教育家”。天津的著名翻译家、余振当年北大俄语系教过的学生李桅先生还献诗一首：“毓珍吾师／情同父子／躬逢期颐／遥寄萦思”。华东师大中文系的王智量教授也是余振先生在北大时的学生，他以普希金《叶浦盖尼•奥涅金》的翻译为例，深情地回忆了余振先生对自己的学术生涯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在艰难岁月里师生间的真挚情谊。上海外国语大学郑体武教授认为，余振先生开创了诗歌翻译的一个流派，他还即席背诵了余振先生翻译的名篇——莱蒙托夫的《云》。上海师范大学朱宪生教授称，余振先生不仅是俄苏诗歌的著名翻译家和研究者，还有深厚的国学功底，他在80年代出版的《棋经十三篇校注》就是例证。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卢润祥先生曾经在《辞海》编辑部里当过余振先生多年的副手，他也十分肯定这一点。他认为，余振先生能胜任词语分科主编一职，与国学功底深厚不无关系，他的翻译极具中国特色，也与此有关。华东师大中文系的熊玉鹏教授是余振先生重新入党的介绍人，他认为先生谦逊、踏实、严谨，令人敬仰，是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代表，同时要从先生的遭遇中反思我们国家曾经有过的知识分子政策。齐森华教授和王圣思教授深情地回顾了与余振先生相处时的感人往事。余振先生在华东师大的关门弟子李定和陆钰明分别谈到了先生低调、高尚、朴实，又不乏幽默的人品，谈到先生对他们的教诲，认为先生所译的普希金、莱蒙托夫和马雅可夫斯基等作品，均堪称佳作，其魅力至今不减，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上海翻译家协会赵芸女士还介绍了不久前在上海市文联主办的第十八届金秋诗会上，人们朗诵余振先生翻译的诗歌的情景。
       会议发言极为踊跃，有些因故无法与会的专家或余振先生的学生也纷纷通过电话和信函表达了自己对先生的敬意。陈建华教授介绍了有关情况。与会者深情缅怀余振先生，高度评价余振先生的学术成就和治学精神，也探讨了俄罗斯文学的翻译和研究中的某些问题，并寄希望于年轻的一代继承先生的优良传统，为中国的外国文学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左）王辛夷 北京大学俄语系教授，（中）李鸿福 余振先生之子，（右）陈建华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左）王辛夷 北京大学俄语系教授，（中）王智量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翻译家，（右）李鸿福 余振先生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