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和考古文博学院共同承办的北京论坛（2017）分论坛II：文明传承与互动视角下的“一带一路”于2017年11月3日-5日顺利举行。本次分论坛以 “一带一路”文明传播者研究、宗教与“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与地区安全等三个主题展开讨论，旨在探索如何在文明互动的视角下，更好地发挥一带一路的积极作用，调和文明差异导致的矛盾，更好地推动沿线各国人民友好交往，促进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明的国家之间和谐相处、共同发展，促进文明和谐与共同繁荣。

本次分论坛参会嘉宾分别来自俄罗斯、美国、意大利、英国、斯洛文尼亚、卡塔尔、巴基斯坦、伊朗、印度、柬埔寨、菲律宾、新加坡、蒙古与中国等十四个国家，共三十五位发言者。学者们以缜密的学术理路，鲜明的问题意识，从东西方不同的视角，就“一带一路”倡议对于世界文化交流的促进意义展开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建言献策，本次分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11月3日下午，北京论坛（2017）“文明传承与互动视角下的‘一带一路’”分论坛第一场讨论会在钓鱼台国宾馆五号楼百人厅举行。来自英国、斯洛文尼亚、柬埔寨、中国香港和大陆的学者进行了报告与讨论。

上半场讨论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吴小红教授主持。

第一位发言人为牛津大学Jessica Rawson教授，发言主题为《异与疏：丝绸之路的早期中国基础》。Rawson教授开篇即点出我们当试想为何会存在这样一条丝绸之路。Rawson 教授以两个案例对此题进行了具体说明，其首先介绍了公元前三千纪金属技术的传入。金属加工技术诞生于西方，但当其传入中国，中国人在使用这一技术上有很大不同。与欧亚草原应生活之需、制作使用铜匕首的传统不同，中国内陆地区承新石器时代以陶器供奉祖先的传统，将青铜制成容器，作礼器使用。同时，中国铸铜业具有大规模和高技术生产的特点。而后，Rawson 教授对公元前一千纪金器与铁器的传入进行了说明。在近东与欧亚草原地区，金器主要为个人装饰品。尽管中国自公元前7世纪开始吸取金器制作，但其从未同玉、青铜器一样重要，然铁器却在之后变得异常重要。铸铁再次展示中国的不同和生产大量高质量产品的能力。由是，Rawson 教授指出，丝绸之路的顺利开通正是中国内陆地区拥有与其他地区与众不同的技术能力，这种技术能力在青铜时代乃至新石器时代已有基础，而基础的构建可能即是与农业充分发展，产生大量富余产品，能够支持大量人口生存乃至大规模手工业生产有关。

Jessica Rawson教授发言

第二位发言人为香港城市大学的张隆溪教授，发言主题为《作为文化认同和地缘疆域意义上的中国》。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里，对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必须放在区域乃至全球范围内，才能形成更完整的理解和更有说服力的论点。因此在对中国及其历史的研究中，特别是从周边国家、整个东亚文化语境的角度去研究时，对于中国这一概念的认识十分重要，是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对话交流的基础。通过梳理历史上中国概念的变化和有关学术研究中对中国这一概念的把握，张教授指出中国的概念并不是一个民族概念，而是文化概念和地域概念。文化意义上的中国概念是包容开放的，宗教的非排他性使其不断吸收外来文化，具有灵活性和连续性。不同时代地域上的中国概念虽然是不断变化的，但中央的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主体是相对稳定的。张教授认为中国的概念既不是一个完全抽象的文化概念，也不是一个非常凝固的没有灵活性的地域概念，变动的文化概念和相对稳定的地域概念相结合才是一个完整的中国概念。 

张隆溪教授发言

第三位发言人为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大学Mihael Budja教授，发言主题为《欧亚大陆“狩猎采集者”制陶技术的出现》。Budja教授提出，早在32000年前，欧亚大陆东西两端已在新石器时代之前的狩猎采集时期存在两种并行的制陶技术。与欧洲不同，亚洲一开始即形成了制作日用陶器的传统，而欧洲则是以制作陶质塑像为始端。就年代而言，目前欧洲所见的陶塑像和与之相关的陶质锥形器最早约公元前31000年，而亚洲最早的陶器约公元前20000年，相较欧洲要晚将近11000年。在其看来，女性能动性、盛储需求、手工技术交流以及私人财产概念的发展可能是影响制陶术出现的主要因素。

Mihael Budja教授发言

第四位发言人为吉林大学杨建华教授，发言主题为《丝绸之路前夜的欧亚草原文化交往》。杨教授首先指出，丝路的前夜即公元前一千纪整个草原进入铁器时代和游牧化社会时期，这一时期欧亚草原以金属交往为主要特点。这条沟通欧亚大陆东西的道路—— “草原金属之路”，向北同蒙古高原相联，西北同亚洲山麓通道联系。总体上，这一通道逐渐由高纬向低纬发展，即从西萨彦岭—阿尔泰山—天山，从而造就了丝绸之路。就时代特点而言，早期，中国与草原地区同步；中期，中国北方上层即武士贵族主动接受了草原的功能性武器；及至晚期，中国北方世袭贵族进一步主动接受了草原的动物纹风格，是更深层次的文化认同。与此同时，长城的修建使得一批北方居民向草原迁徙，这也是为何我们能够在草原地区见到中国北方地区装饰品的原因。

下半场由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宁琦教授主持。

宁琦院长主持分论坛

第五位发言人为菲律宾雅典耀大学的Bienvenido Florendo Nebres教授，发言主题为《私人社会企业与政府共同致力于解决学校的饥饿问题——以菲律宾为例》。十年前，雅典耀马尼拉大学研究发现学生的饥饿是影响学生出勤率和表现的主要因素。因此开展了为几所公立小学的营养不良儿童提供午餐的计划。 随着更多的政府领导人、非政府组织和地方政府的支持，这一计划被扩大并更广泛地应用，同时国家政府也提供了更多的基金为公立小学营养不良儿童提供膳食，目标是最终为所有公立小学儿童提供午餐。Bienvenido Florendo Nebres教授指出这是私营社会企业为解决社会问题开展计划，并最终作为一种模式被国家和地方政府采用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一实践通过政府改革，将行政体制与社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提供了一个多方对话和合作的空间，积极地调动了不同的社会力量携手在旧有的体制中运用新的方法解决社会问题，为解决国家和社会的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Bienvenido Florendo Nebres教授发言

第六位发言人为柬埔寨皇家科学院的Sum Chhum Bun教授，发言主题为《双语教育对柬埔寨东北部原住民族可持续发展的促进作用》。Sum Chhum Bun教授从社区中的教师、文化、教育和经济这四个角度介绍了在柬埔寨原住民族聚居的高地地区推行双语教育的效果和意义。通过在这些贫困地区使用少数民族语言进行教学建立了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为这些地区的孩子提供教育机会，改变他们的行为，进而帮助改善了当地的经济条件和生态环境，破除了落后的传统和信仰，并使受战争破坏的少数民族文化得以不断继承和发展。通过改变当地原住民族对教育的认识，让更多的少数民族孩子进入学校，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良性机制。

第七位发言人为北京大学李水城教授，发言主题为《前丝绸之路的诞生：欧亚草原与中国西北的族群迁徙与交互》。李教授指出，公元前4000年前后，来自中亚哈萨克斯坦南部和乌拉尔山西侧的部分印欧语系的族群开始向西伯利亚一带迁徙移动。与此同时，地处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族群也开始向四外扩散，尤以向中国西北地区的迁徙规模最大，时间也最久。东西方的文化交互初现于公元前三千纪前后，早期的交往规模和速度较为缓慢，进入公元前二千纪前后，互动进程加快，具体表现为中国西北各地陆续出现了山羊、绵羊、牛及大麦、小麦等外来物种，遂导致中国西北干旱地区的混合经济模式逐渐形成。这条出现于公元前3千纪、联通东西方的文化贸易通道的开凿为日后丝绸之路的诞生奠定了基石。一系列新的文化特质的交互和引入，特别是冶金术的出现，极大地推进了黄河流域的社会复杂化进程，从而导致在中原大地率先出现了最早的国家形态。

李水城教授

第八位发言人为北京大学颜海英教授，发言主题为《托勒密埃及的文化记忆》。颜海英教授综合图像与铭文、仪式与文献的多层信息，研究古代埃及的宗教仪式与天文观测的密切联系。主要说明丹德拉神庙中的黄道十二宫与《亡灵书》：《亡灵书》记载了完整的仪式环境，对面祠堂天花板上的黄道十二宫浮雕，则详细绘出《亡灵书》来世十二小时中星辰的运行规律，两者密切对应。颜海英教授指出，研究文化记忆时期的神庙，是破解更早年代神秘知识的契机。因为地中海文化圈希腊化时期的文化交流，埃及传统文化受到各种异文化的冲击，出于“被遗忘的恐惧”和文化身份认同的需要，系统表述、刻意保存传统文化成为潮流。托勒密和罗马时期兴建的埃及神庙中，埃及宗教关于死亡的核心仪式从隐秘的精英知识走向显现，神庙成为承载文化记忆的三维图书馆，期望能将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知识永恒地传承下去。